圖為公安機關查獲的假記者證件。

　　“記者”頻頻登門

　　衡水市建民纖維素廠位于河北省武邑縣光明村，周圍數(shù)里都是農田，只有一條坑坑洼洼的小路從鎮(zhèn)上延伸至廠區(qū)。路窄地偏，如果不是熟悉道路的當?shù)厝耍馊送ǔ：茈y找到這里。自2009年開辦以來，這家小型民營企業(yè)一直平靜地從事生產。但從2012年開始，一伙又一伙“記者”接連不斷地找上門來，工廠的平靜從此被打破了。

　　“最瘋狂的時候，一個星期來了三撥，每次都說我們企業(yè)環(huán)保不達標，拿著報道和照片問我們想怎么辦。”纖維素廠總經理李強(化名)搖著頭說，“能怎么辦?給錢唄。但沒想到，越給錢，來的越多。”由于“記者”們年年都來，李強和廠里的職工已經習以為常了，每次不是請吃一頓飯，就是包個紅包，送上一番好話，把他們打發(fā)走。

　　幾年來，雖然對“記者”們的真假也有所懷疑，但每次“記者”們都掏出“工作證”“采訪證”。“我們也分不清真的假的，而且他們要的錢也不多，少的三四百元，多的千八百元，給了就走。”李強說。

　　但2016年3月，就在建民纖維素廠剛剛拿到一筆外貿訂單，正在全力生產的時候，“記者”們又來了。這次李強付出了2萬元才算把事情擺平。“那位姓賈的記者說，我們被北京的一家媒體盯上了，人家要整我們，要我跟他去北京找關系。”李強說，自己心里非常忐忑，雖然工廠所有手續(xù)都是齊全的、合規(guī)的，但近幾年國內市場不好，好不容易拿到了外貿訂單，如果因為媒體報道導致工廠停產，耽誤了船期，外商是要索賠的，那樣的話，好不容易打開的外銷市場就完了。李強只好忍氣吞聲，和“賈記者”去了北京，見到了一位自稱是“馬部長”的媒體領導，在送了2萬元后，對方答應不報道。

　　就在“記者”們胃口越來越大，李強不堪其擾的時候，從2016年12月以后，再也沒有“記者”登門了，建民纖維素廠又恢復了平靜而正常的生產。

　　“公安部門來找我核實案情時，我才知道那些人是假記者，都被抓起來了。哎呀，高興得我一整天什么事也沒做，喝了一天的酒。”李強說。

　　“記者”紛紛落網

　　2016年11月，衡水市公安局刑警支隊接到群眾舉報，有人冒充“記者”以曝光問題為由向企業(yè)敲詐勒索。根據(jù)這一線索，刑警支隊專門抽調民警進行調查。經過走訪摸排，辦案民警了解到，涉案人趙桂峰系武邑縣韓莊鎮(zhèn)宋村人，45歲，沒有正當職業(yè)，但是卻對外自稱某媒體記者。民警調查發(fā)現(xiàn)，每天上午都會有幾個人來趙桂峰家里集合，然后開車一起出去，到衡水市周邊各縣轉悠。

　　在調查過程中，民警發(fā)現(xiàn)除了趙桂峰一伙人，還有以史興望為首的另一伙，他們和趙桂峰幾人經常交叉結伙出行。經過近一個月的跟蹤走訪后，民警確定了這是一個以犯罪嫌疑人趙桂峰、史興望為核心人物的假冒記者敲詐勒索犯罪團伙。

　　證據(jù)確鑿，案情重大。刑警支隊將此案上報衡水市公安局，市公安局高度重視，迅速組織精干警力成立專案組，全面鋪開了調查、取證、信息研判和抓捕準備等工作。

　　2016年12月23日，就在該團伙經過幾天的蟄伏后分赴阜城和安平縣再次實施敲詐時，一直在嫌疑人落腳點艱苦蹲守的專案組民警兵分兩路，在兩地同時收網，抓獲團伙成員5人。2017年春節(jié)前后，專案組又先后兩次集中收網。至此，一個冒充記者身份，敲詐勒索企業(yè)的特大犯罪團伙告破，現(xiàn)已抓獲團伙成員22人，破獲敲詐勒索案件38起，涉案金額34萬余元，查扣作案用車輛5部，手機19部，查獲用于作案的證件、胸牌、車標等40余個。

　　經查，該22人團伙由三個“小團伙”組成，每個“小團伙”內成員相對固定，多以相熟程度、親緣關系結伙作案。但三個“小團伙”之間也存在三五成群、相互交叉、串聯(lián)作案的情況，團伙內部的組織結構相對松散。第一個團伙由趙桂峰、史興望、張國強、寧春燕、王晨、申銘、杜亞東、李澤光、孫自友、孫永剛、夏秋常(在逃)等人組成;第二個團伙由馬琳、宋軍樂、崔偉、唐偉、張浩等人組成;第三個團伙由賈乙、王志強及其他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組成。

　　“記者”如此作案

　　第三個團伙中的“賈乙”正是屢次敲詐建民纖維素廠的那位“賈記者”，入行已有十多年了，平時自稱是“資深媒體人”。因為長期在衡水本地作案，賈乙和許多企業(yè)的負責人已經熟悉了，在后期一般不再直接參與作案，轉而指使他人進行敲詐，他從中提成。作為“資深媒體人”，賈乙會給團伙中其他成員傳授技巧，史興望就是在認識賈乙后，跟隨賈乙一起“學習采訪”。業(yè)務精通后的史興望開始獨立“工作”，他以“中國新聞播報社”的名義四處網羅人員，并合伙尋找作案對象伺機敲詐勒索，還以給企業(yè)發(fā)合作單位的牌子為由收取好處費。

　　團伙中的另一位“資深媒體人”馬琳，是一位40多歲的中年婦女，從事“假記者”時間達10余年之久，擁有的媒體證件多達12家。馬琳曾經在某媒體做過發(fā)行工作，對媒體有一定了解，對外一直自稱記者，時間長了大家也以為馬琳就是真記者，就連馬琳自己都深信不疑。2015年，馬琳通過朋友花8000元錢辦理了“三農內參”工作證，并開始以此為名四處招搖。2016年，馬琳又為自己的兒子宋軍樂辦理了“三農內參”工作證，母子二人一起當起了“記者”。宋軍樂后來又和趙桂峰、史興望勾結在一起，共同尋找作案對象，四處敲詐勒索。直到落網，犯罪嫌疑人馬琳才后悔莫及：“我錯了，我更不應該給他辦證，都是我害了兒子呀!”

　　這些所謂的“記者”不是劣跡斑斑的前服刑犯，就是文化水平很低的半文盲。史興望、賈乙等6人有搶劫、盜竊、聚眾斗毆、偽造印章、故意傷害等犯罪前科。趙桂峰原來就是一個干裝修的包工頭，后來打麻將的時候認識了史興望。而據(jù)史興望交代，他只有小學文化水平，原來就是種地的農民。

　　趙桂峰、史興望等人通過花錢或其他方式辦理了“三農內參”“中國新聞播報社”“法制監(jiān)督在線”等媒體的證件后，駕車流竄至衡水及周邊縣市，主要尋找有煙筒往外冒煙或者往外排污水的企業(yè)。他們既沒有專業(yè)的檢測設備，也不懂相關的環(huán)保政策和標準，在未經確定企業(yè)排放物是否超標的情況下，不明就里實施敲詐，竟然頻頻得手。

　　“其實，他們的犯罪手法是很粗糙的，并不復雜，就是冒用記者身份，一邊上門勒索，一邊撥打環(huán)保督察熱線，以曝光問題為要挾，一方面向環(huán)保局施壓，另一方面通過環(huán)保局向企業(yè)施壓。”負責偵辦案件的民警張義說，許多企業(yè)都是抱著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花錢消災，給錢了事。

　　正是企業(yè)的這種態(tài)度使騙子們嘗到了甜頭，敢于反復作案。阜城縣一家企業(yè)前后被該團伙敲詐了4次共計19萬元，“我們還以為這家企業(yè)真的有問題，后來環(huán)保局還去了幾次檢查，什么問題都沒有，但假記者一去，他們就給錢。”辦案民警說，“看來大家對媒體還真是怕。”棗強縣一位鍍鋅廠的負責人對記者說，“我們做企業(yè)的寧可得罪君子，不愿得罪小人。從一開始我們就知道這些人來不是為了報道就是來要錢的，反正要的也不多，多了我們也不給，每次都是幾百元就打發(fā)了。”類似的心態(tài)在被敲詐勒索的30余家企業(yè)里是很普遍的。

　　因高額經濟利益驅使，這個犯罪團伙內部還出現(xiàn)了“黑吃黑”情況。2016年6月份，史興望、張國強因不滿趙桂峰獨吞敲詐贓款，經合謀后，由張國強找人冒充警察身份，以公安局要抓趙桂峰相威脅，從趙桂峰手中敲詐6萬元，事后二人共同分贓。

　　媒體管理漏洞亟待堵塞

　　“這起案件提示我們，一是‘掃黃打非’進基層工作還要深入推進，二是相關媒體要嚴格管理證件。”河北省“掃黃打非辦”相關負責人表示，許多企業(yè)不了解新聞媒體，不熟悉記者采訪工作，不具備辨別記者證真?zhèn)蔚哪芰?，下一步，掃黃打非部門需要在基層特別是企業(yè)中宣傳普及相關知識。

　　在這批案件中，犯罪分子之所以頻頻得手，與有關新聞媒體管理不嚴有直接關系。辦案民警發(fā)現(xiàn)，這些人交1萬至4萬元不等的價格，就能把證件拿下來，對于該人是否有相應的業(yè)務水平、學歷水平、甚至有無違法犯罪前科，發(fā)證單位一概不管。證件辦下來后，發(fā)證單位每年收取1萬至2萬不等的年檢費用。同時，為了廣告收入，發(fā)證單位對刊發(fā)內容和工作人員的行為缺乏有效監(jiān)管，特別是對工作人員的敲詐行為基本上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連賈乙這種有犯罪前科的人竟然花錢成了某知名網站的工作人員，只是后來賈乙被人舉報敲詐勒索，該網站才把賈乙除名。“相關媒體應負起責任，嚴格工作證件的發(fā)放和管理，不給別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機，更不能靠賣工作證賺錢。”一位辦案民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