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歡迎您來到邯鄲之窗!
塵肺病為職業(yè)病的一種，由于職業(yè)病鑒定過程復雜，上述患者求訴無門。圍場縣政府曾組織律師幫患病礦工打官司，但訴訟渠道同樣艱辛，后者望而卻步，不愿在訴狀上簽字。
縣人社局局長石俊峰介紹，當地目前已將塵肺病患者納入低保和農村合作醫(yī)療救助范圍，但上述措施遠不夠解決他們看病貴、家庭返貧的問題，“部分患者病情惡化，有的因病重去世。”
逐漸拉長的病重及死亡名單，最終促使地方政府向公益基金會發(fā)出求助信號。
走窯，兩萬人外出挖煤
韓清老了，再也干不動力氣活。他今年61歲，是塵肺病2期患者。家里五口人，除了老伴，還有一個36歲患小兒麻痹癥的兒子，兒媳患有精神病，孫子7歲。“唯一的勞動力就是老伴，平時種點地，有時上山撿蘑菇賣。”
在圍場縣藍旗卡倫鄉(xiāng)下新房村，韓清的家境原本稱得上殷實。他現在住兩層的樓房，進門右手的墻面上鑲著瓷畫，地板貼的是瓷磚，客廳正面有兩只大櫥柜貼壁而立。“以前確實有點錢，現在不行了。”
韓清說的“以前”，指的是在外地走窯的年月，現在的家底，都是那時攢下的。
韓清回憶，去外地走窯的圍場人最早一批是在1985年前后。
把招工消息帶到圍場的是一名教師，他老家有煤礦，他曾被下放到圍場。“礦有鄉(xiāng)的，有村的，個人開礦也允許了，用工的量就大了。都是親戚鄉(xiāng)鄰帶著去的，很快，圍場人都知道了外地有煤窯，挺掙錢。”
韓清1989年加入走窯大軍。他去的第一個窯是私人煤礦，第二年去了鄉(xiāng)礦。開始帶小班，后來帶大班，他逐漸熟悉每一個工種，從一個礦工“混”成礦長，上對老板匯報，下管數百號人。
1997年，韓清領到煤礦礦長資格證書。 韓清剛走窯時，月工資三四百元。參照當時物價，礦工的收入不菲，走窯的圍場人也越來越多。
據韓清說，高峰時期，走窯的圍場人超兩萬，約占礦工總數的四成，與四川籍礦工比例相當。“圍場附近的隆化縣、平泉縣也有去走窯的，但沒圍場的多。”
到后來，礦工的工資能達到2000至6000元不等。韓清因為當礦長，除了工資，產煤多時有生產獎，如不出事故，還有安全獎。
靠著這筆收入，走窯的圍場人率先脫貧。賺得多的，在老家蓋起了樓房，賺得少的，也蓋起新的平房，給兒子娶上媳婦。
染病，百余人查出塵肺
2009年，韓清回到圍場。他并不知道，自己會因挖過煤而染病。2010年的一天，他得了重感冒，喘氣費勁。漸漸地，他干不了重活，氣喘和咳嗽纏身。
“老是咳嗽，后來咳痰咳出血來。天氣不好的時候，人家不感冒，我就攤上感冒，大夫說我免疫力差。”
他到圍場縣人民醫(yī)院檢查，醫(yī)生告訴他“肺有毛病”，問明他挖過煤后，醫(yī)生推測，他可能患上煤矽肺。
煤矽肺是職業(yè)病塵肺病的一種，患者由于長期吸入大量游離二氧化硅粉塵所引起，以肺部纖維化為主的疾病，它也是塵肺中最常見、危害最嚴重的一種類型。去年7月，韓清到北京朝陽醫(yī)院檢查，確診為塵肺病2期。
但韓清并非最早查出染病的。從2005年起，陸續(xù)有圍場人返鄉(xiāng)，也陸續(xù)有人查出塵肺病。
銀窩溝鄉(xiāng)查正村，45歲的馮軍目前為塵肺病3期。1987年，馮軍去了外地，先在小煤窯，后去鄉(xiāng)辦煤窯，在韓清手下干活。
“主要工作是打巖石，那時候是干打，不用水。工作環(huán)境是1000多米深的礦洞里，戴防塵口罩能管一半的事，戴上干活沒幾分鐘，防塵的棉芯片就黑了。不中，防不了。”馮軍說。
干活時，礦洞里彌漫著煤塵，礦燈的光因灰大而朦朧不清。“鄉(xiāng)礦的施工環(huán)境，沒有國礦的標準高，通風條件有限。”韓清說，礦洞空氣含氧量低，戴口罩干活影響呼吸，很多人都不戴。
2005年，馮軍患上氣喘病，干活吃力，當時他才35歲，正值壯年。“這是長年累月積攢的，一點點歲數大就不行了。一起干活，你搬一塊石頭，我也搬一塊，但我追不上了。胸悶，上不來氣，快走幾步就覺得體力不支。”
2007年，馮軍離礦返鄉(xiāng)。在承德的醫(yī)院檢查時，醫(yī)生判斷他染上塵肺病。他的病情逐漸加重，“開始是咳嗽，吃咳嗽藥，后來憋氣，吃憋氣藥。”2012年，馮軍在朝陽醫(yī)院被診斷為塵肺病3期。
去年秋天，他的病情開始惡化，兒子在網上買了一臺制氧機。“成宿喘，睡不了多少覺。不買(制氧機)的話，冬天過不來了。夜里必須得吸，只能盤腿，倚著墻，坐著吸。”
縣人社局局長石俊峰介紹，全縣近200名塵肺病患者，約有50人是當地螢石礦等地方企業(yè)產生的，已得到當地政府補償救助。其余患者都去外地挖過煤，20多人已經被鑒定為職業(yè)病并享受工傷待遇，另有125名塵肺患者，因為無法認定為職業(yè)病，目前亟待救助。
縣人社提供125人名單顯示：這些塵肺病患者分布在11個鄉(xiāng)鎮(zhèn)，以藍旗卡倫、朝陽灣和半截塔居多，分別為42人、43人和22人。其中，1期塵肺病患者43人，2期塵肺病患者35人，3期塵肺病患者18人。
返貧，看病買藥花光積蓄
這份名單中，最年輕的是“80后”35歲的韓淑軍。他是韓清的親侄子，18歲那年跟著叔叔走窯。
2009年韓淑軍回到圍場，時常覺得腰疼。“上承德看病，醫(yī)生說肺不好、有陰影，后來去縣醫(yī)院，醫(yī)生說‘陰影很大，你走窯的吧?得上朝陽醫(yī)院’。”朝陽醫(yī)院確診為塵肺病2期。
韓淑軍家在韓清隔壁，也是兩層樓房，但裝修稍遜。“掙的錢都用來蓋房、娶媳婦了。”四年前，妻子與他離婚。提起這事，他心里有氣。韓家人都覺得，其妻離婚是因為他年紀輕輕就得了不治之癥。
韓淑軍的兒子8歲，其父母年過六旬。他母親躺在炕上，右腿綁著繃帶。“打工沒人要，我媽上山撿蘑菇賣，摔骨折了。”韓淑軍說。
蘑菇是圍場縣季節(jié)性的土特產。“街上就有收蘑菇的，肉蘑一斤10塊錢，松蘑7毛錢。撿的人很多，凌晨四五點就得起，八九點回來，撿一早上也只能掙30塊左右。” 韓淑軍自己撿不了，陡一點的坡一走就喘，“啃老”讓他自覺慚愧。
雖然撿蘑菇掙不來錢，很多家庭都靠它貼補家用。馮軍家的院子里也曬著他妻子撿的肉蘑。她抱怨塵肺掏空了家底：“賺的錢都用來看病了，說句不好聽的，得這病和活死人有啥區(qū)別?”
馮軍的兒子23歲，未婚，在北京當建筑工。圍場婚嫁有陋習，男方必須掏10萬到20萬元的彩禮。“別說我有病，就是沒病我也掙不到啊。”馮軍說，因為掏不起彩禮，兒子相親數次，均以失敗告終。
現在，馮軍一天要吃大約80元的藥。“沙丁安醇，一片8元，一天要吃9片，72元。另外還吃喘咳立舒、復方妥英麻黃茶堿。病厲害的時候，還得加藥。”他嘆氣道：“早知道會得這病，給再多錢也不會去挖煤。”
北京青年報記者問：“在礦上工作的時候，聽說過塵肺病嗎?”馮軍說：“沒聽說過。”北青報記者問：“礦上有沒有組織過培訓，講過職業(yè)病的防護措施。”馮軍答：“沒有。”
8月15日，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秘書長趙若彤等人先后走訪圍場的9名塵肺病患者。9個人的對答和馮軍如出一轍。而被問到“什么時候聽說塵肺病的”，時間都是離礦之后。
塵肺病患者所用的藥物，并不在新農合報銷范圍內。石俊峰稱，塵肺病因為是職業(yè)病，住院費用也不能通過新農合報銷，該縣擴大救助措施，將其納入報銷范圍，同時，縣里最近研究決定，將塵肺病患者全部納入低保，但他亦表示，上述措施遠不夠解決他們看病貴、家庭返貧的問題。
即便是當過礦長的韓清，也訴苦現在過得窘迫。“家里的積蓄都花光了，每個月光我一個人的藥費就五六百元，兒媳婦的精神病也一直花著錢。”他自稱在銀行貸款7萬元，種地掙的錢只夠還利息。
“表面看，住的房子光鮮，但家被掏空了。” 縣人社局辦公室主任張慶說，走窯的圍場人在染上塵肺病后，返貧現象突出。
救助，病重患者送制氧機
根據《職業(yè)病防治法》和《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guī)，韓清等人所患的塵肺病，在經核實與工作環(huán)境有關聯后，應當被鑒定為職業(yè)病，認定為工傷。但現實中，這條路困難重重。
由于打官司取證難、勝訴后執(zhí)行難等問題，患病群體最后放棄走訴訟途徑，而把希望寄托在信訪上。
圍場縣信訪局局長呂途多次赴外地接訪。“每次接訪，去了耐心做工作，緩解對立情緒，把他們拉回來。但拉回來后，我們也沒有解決辦法。這些年，縣里因此事接訪支出的費用不低于10萬元，但對事情的進展于事無補，我們也很心疼。”
“縣里確實是沒有辦法了，不然不會找你們。”石俊峰對趙若彤說。
不過，趙若彤表示，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僅介入救助，在維權方面愛莫能助。“這是第一次接到來自官方的邀請，很意外。”
8月30日，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一行9人前往圍場正式調研。9月8日，趙若彤表示，已完成塵肺農民調研問卷102份，收集助學申請48份，收集制氧機申請17份。調研獲悉，有5名患者已經去世，有的并不在官方掌握的名單內。
趙若彤說，他們核實后，將對病重患者提供制氧機，對符合條件的家庭發(fā)放子女助學金。后續(xù)工作展開后，還將資助塵肺病2期患者洗肺，不過，目前該縣僅有一人提出洗肺手術申請。
“最重要的是幫他們重拾信心。”趙若彤說，基金會研發(fā)了一套適用于塵肺病患者的康復操，康復操通過評估后，可在圍場縣進行推廣。“我們有現成的宣傳資料，紙質的和視頻的，可以提供給縣里。通過宣傳，告訴農民如何預防塵肺病。我們不希望還有塵肺二代、三代。”
北青報記者探訪發(fā)現，部分塵肺病3期患者家庭極度困窘，以楊家灣鄉(xiāng)的王義和藍旗卡倫鄉(xiāng)的宋守春為代表。
因胸腔積水，王義先后做過8次穿孔手術，胸前、腋下留下瘢痕。
宋守春48歲，現在終日臥床，與制氧機為伴。2012年冬天，當時尚處塵肺病2期的他，在北戴河某醫(yī)院洗了一側肺，因術前肺部感染，洗肺后病情惡化，去年轉為塵肺病3期……
